中國傳統的村落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
熟人社會具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大家彼此熟悉,這種熟悉是建立在日常長期互動的基礎之上;二是大家彼此信任。傳統的熟人社會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農民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世世代代生活在這個地方,彼此知道對方及其家庭的底細,交往成本很低,因而在交往中追求的是長期性的平衡機制,而非一次性、短期性的對等交換。
但是,從大集體時期以來,經歷了分田到戶以及打工經濟普遍興起的時代,熟人社會關系也逐漸發生變化。以下將分別探討大集體時期、分田到戶初期以及2000年打工經濟普遍興起以來熟人社會關系的變化及特點,并在此基礎上討論熟人社會關系的性質。
中國鄉村一
2018年筆者在黃岡樊家樓村調研,該村一位村干部對村莊內部農民之間的關系變遷有深刻感受。這位村干部生于1943年,從1975年開始在村里當赤腳醫生,1984年開始當村干部,他對熟人社會關系的變遷具有敏銳的感知:
大集體時期,矛盾多,因為工分不一樣,心里不舒服。那個時候插秧割谷由幾戶人包工,做的事情一樣,工分不一樣,就覺得不公平。每個村吵嘴的都多,吵歸吵,就算心里有意見,該幫忙的時候大家還是會幫忙。
分田到戶之后,自己種自己的田,鄰里關系比之前好多了。吵嘴的也還是多,但是沒有大集體時期多,互助精神最高。我覺得這是因為放開后,人的思想舒暢了,精神解放了。大集體對人有束縛,一年到頭沒有休息的時候,相當緊張,白天勞動,晚上開會,農忙的時候,白天做,晚上也要做,早上四五點就要起來。20世紀80年代時,(村民之間)關系相當融洽、淳樸,人與人之間是一種真誠的關系,我覺得那個時候人與人的關系是最理想的狀態。大家都相互幫忙,不要錢的。
現在人與人之間是一種金錢關系,大家關系看起來都很和睦,沒有吵嘴鬧架的。但是和睦的背后,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你不觸及我利益時,相安無事,觸及利益時,就互不相讓。
從這位村干部的描述中可以看到,熟人社會關系在大集體時期、分田到戶初期以及2000年以來經歷了很大的變化。其中,前兩個時期雖然熟人社會關系也發生了變化,但沒有達到質變,而2000年以來,隨著打工經濟的普遍興起,熟人社會關系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在大集體時期,熟人社會是一種緊張而親密的關系,一方面吵架的很多,另一方面該幫忙的還是要幫忙,互幫互助的情況很普遍,彼此依賴度很高。一個生產隊的村民幾乎從早到晚都要碰面,白天一起搞生產,晚上一起開會,在一起互助交流多了,沖突、矛盾自然也更容易滋生,因而農民之間相互吵嘴的很多。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農民之間的爭吵很多是由不公平感帶來的,尤其是工分分得不公平。
從分田到戶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熟人社會關系呈現出輕松而緊密的特點。這一時期的輕松是相對于大集體時期的緊張而言的,之所以輕松,主要是因為分田到戶之后,各家各戶自己搞生產,集體對個體及其家庭的束縛較少,個體感受到的壓力較小,在心態上較為輕松。但實際上,農民之間相互爭吵的也很多,并且,與大集體時期由于不公平感帶來的爭吵有所不同,這一時期的爭吵更多是源于對資源的爭奪。農民習慣于將分田到戶稱為單干,大集體時期所有的生產都是為了集體,由集體統一分配,農民很少關注個體小家庭的發展。分田到戶之后,農民有了個體意識,開始關注于家庭的發展,因此展開了對各項資源的爭奪。并且,這一時期外出打工的極少,每個人都要從村莊內部獲取資源,鄰里之間、兄弟之間很容易因為資源的爭奪而發生爭吵。但是,農民之間又彼此依賴,有很多事情依靠單家獨戶的力量是難以完成的,因而要相互幫忙、相互換工,如農業生產上、建房上、紅白事上,大家都會積極主動去幫助別人,并且預期到自己需要幫助時別人也會同樣給予幫助。熟人社會里的互助需求尤其多,因而上文提及的老干部認為這一時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達到了理想狀態,是一種真誠的關系。
成都火車南站,一群進城的農民工。2000年以來,打工經濟在各地農村普遍興起,大量農村青壯年開始外出務工經商,農村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熟人社會關系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呈現出和睦而松散的特點。在調研中,當問及村莊內部還有什么矛盾糾紛時,農民的普遍回答是現在沒什么矛盾糾紛。可見,這一時期熟人社會關系首先表現出和睦的特點,和睦是相對于之前的爭吵而言的,村莊內部較少矛盾糾紛,村民之間、鄰里之間、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沖突很少,大家表面上客客氣氣,但真正觸及彼此的利益時,則互不相讓。并且,熟人社會中相互幫忙的現象明顯減少,那位老干部將之稱為金錢關系。由此可見,和睦的背后實則是相互之間關系的疏離。
二
互助體系是理解熟人社會關系的一個重要維度。實際上,筆者近年來在全國各地農村調研發現,農村熟人社會互助體系在2000年以來普遍面臨衰退和瓦解的趨勢。以白事抬棺為例,白事在傳統社會中是村莊內的公共事件(當前在一些農村仍然如此),因為每個人都會死亡,所以每個家庭都需要熟人社會的互助。村民小組往往就是一個辦理白事的基本單位,誰家有人去世,小組內每家每戶至少出一個人前去幫忙。其中,抬棺需要的人多(一般為16人),而且是體力活,因此更需要小組內部的互助。以前抬棺不要錢,但最近十幾年,盡管抬棺者仍然是村莊內部的人,卻開始要錢了。以筆者調研的樊家樓村為例, 當地從2000年左右開始抬棺要錢, 現在的標準是給每個抬棺者200元現金、一條煙(價值200元左右)、一條毛巾、一塊香皂。如此一來,僅僅抬棺這一項,主家就需要花費七八千元。
熟人社會互助體系的瓦解主要源于打工經濟興起之后鄉村社會的如下變化。第一,鄉村社會由原來相對穩定的社會轉變為流動社會。流動社會充滿了不確定性,農民對村莊以及對村莊社會里的人都缺乏長遠的預期。而熟人社會里的人情互助正是建立在雙方都有穩定預期的基礎之上,在你來我往中實現長期性的平衡。流動社會的不確定性導致人情互助中的你來我往很難長久維系,雙方彼此都不確定,因此更愿意采取一次性的交易手段。第二,農民之間開始發生分化。以前大家都在村里務農,相互幫忙的機會成本很低。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外出務工,每個家庭的勞動力配置各有不同,有的人常年外出務工,有的是短期外出務工,有的常年在家務農,此時,農民之間相互幫工的機會成本變高。第三,勞動力價值開始顯化,變得可以衡量,這為即時性的交換提供了基礎。此外,隨著農民家庭的現金收入越來越多,農民有錢從市場上去尋找替代品,而非一定要依賴于熟人社會的互助。
三
之所以將鄉村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稱為熟人社會關系,不僅在于彼此熟悉,更根本的是在于彼此親密,這種親密是建立在雙方都有情感投入的基礎之上。有了情感投入,才會對對方的行為有所期待,才會產生愛恨情仇的糾葛,才會既有爭吵,也有真心的互助。但不管是彼此爭吵,抑或是彼此互助,雙方在互動中都是真誠的。實際上,在大集體時期和分田到戶初期,鄉村熟人社會關系的本質并沒有改變,人與人之間是一種真誠的、親密的關系。
2000年以來,隨著打工經濟的普遍興起,鄉村熟人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仍然是熟悉的,畢竟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幾十年,有很多共同的經歷,但彼此卻并不親密。村民之間的關系很和睦,但和睦的背后卻有隔膜。這一時期熟人社會關系變化的本質在于,農民在交往中的情感投入越來越少,只要不涉及個人利益沖突,彼此都相安無事,而一旦涉及個人利益,則會針鋒相對、互不相讓。
本文標題:農村的熟人社會及其養老問題
本文出處:http://www.www.kenanpipe.com/news/news-dongtai/201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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